一直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时候，一句东西方文化差异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变成了事实上的万金油，但是真的要举例说明，却是很琐碎很没有说服力。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本来也无需看别人的脸色，奈何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闭关锁国已经被证明了不可行。既然非要打交道，又不学得滑头一点，那就会变得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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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点旧闻吧。
1997年11月1日，江总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觉得回答美方事先通过电子邮件收集的问题不过瘾，临时决定接受记者的现场提问。这时，一位美国记者问江总对演讲大厅外抗议人群的口号声作何感想，江总说：“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是我的耳朵还很好，我刚才演讲的时候已经清楚地听到了外面抗议的声音，我想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江突然提高声调）我的声音要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第二天，西方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江总这最后一句话上。
一年以后，1998年6月29日，克总在北京大学演讲。现场一位有备而来的北大学生问：“我们的国家主席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遭遇了抗议示威，今天您在这里作客，如果也允许向您抗议示威的话，您会作何感想？”克总说：“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到抗议者中间去，听取他们的想法，事实上，作为美国的总统，我经常遭到人们的抗议。”结果，当天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这一问一答均只字未提。
在中国领导人中，江总以多才多艺、长袖善舞而著称，其模仿方言的能力更是无人出其右，几乎见什么人就能说什么话。如此擅于沟通的国家元首，在西方媒体面前也力有不逮，一次是在哈佛大学，一次是在华莱士面前，估计这两次江总都非常不爽，否则不会有后来在香港记者面前动怒时还要拿华莱士说事儿。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翻出陈年旧账，只是想说，10年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没有学会怎样与外部世界交流、怎样听取不同的声音，那么，在中国社会很多方面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1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对外沟通、树立国家形象方面也有所进步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314事件以来的政府表现。
2008 年3月18日，温总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字斟句酌地说，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拉萨314打砸抢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这就更加暴露了达赖集团一贯标榜的‘不追求独立、和平对话’是一片谎言。伪善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对温总的话，外电的报道通常是，“中国政府将拉萨暴乱归罪于达赖”，但，紧接着总要加上一句――“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it has provided little or no direct evidence）。同样，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通报在拉萨寺庙中发现武器弹药的情况之后，西方媒体仍然认为中国政府提供的事实并非指控达赖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在公民合法拥有枪支的美国，要想说服公众“藏有武器弹药”与“暴力犯罪”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实在不太容易。
我们再来看看达赖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同一天，就在温总的记者见面会后，达赖就在第一时间接受记者采访，用一贯平静的语气，说自己一贯主张和平、不谋求西藏独立、从来不主张抵制奥运、没有组织策划西藏的暴力活动，如果西藏的暴力冲突恶化，他就要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里的职务。十天以后，3月28日，达赖又在致全球华人的公开信里“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
先是用辞职表明自己“清白”，然后用公开信的方式向“汉族同胞”表明心迹，最后是要求通过第三方查明真相。这就是达赖的危机公关策略——这样说，也许还并不准确，更准确地说，达赖及其身边的团队对运用这样的策略早已烂熟于心，甚至根本已经成为达赖的处世方式，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成为他的“习惯性思维”。正是靠对西方媒体的运作规律和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洞察，也许还要加上自身适度地调整，达赖与西方政府、媒体、公众相互作用，从一个过去与西方民主概念背道而驰的“政教合一”的农奴主“达赖”，成功转型为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极富人格魅力的流亡宗教领袖“新达赖”。从此，西方社会对达赖形成了高度统一的认同，“那就是达赖喇嘛在为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一直呼吁以宽容和相互尊重为基础，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给达赖的颁奖词）。在314事件发生后第一周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达赖，并配有长篇专访，内容当然完全有利于达赖；今年五月，《时代》周刊揭晓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达赖位列第一，胡锦涛第六、布什第七（位于第二到第五位的是普京、 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
凡此种种，并不是要说明达赖真的就是西方媒体中的“达赖”，而只是想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达赖”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论这种形象是否合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要“诋毁”这样的形象绝对不是简单的指控就可以奏效的。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指控达赖，又不能马上拿出令西方社会信服的证据，其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达赖及其团队成功化解危机，直面指控，直面公众，其运用策略娴熟得当，已成“习惯性思维”。而中国政府在处理314事件时，也是在“习惯性思维”的惯性下决策的：习惯性地阻止外国记者进入，习惯性地试图控制国内外舆论，习惯性地运用批判语言指控达赖集团，在西方媒体一致“歪曲真相”的情况下，又习惯性地组织媒体报道。其进退失据，堪比闭关锁国时的中国。
尽管从常理也可以推论得知，中国政府方面不可能在“两会”刚刚结束、北京奥运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故意挑起事端，更不可能在拉萨发生骚乱时故意激化矛盾、扩大事端，相反，这一刻恰恰是政府在民族矛盾方面最最克制的时候（中国太需要奥运了），因此，如果在面对外部世界采取策略得当，314事件有可能成为一次向西方社会展示藏独极端分子暴行、揭示达赖集团内部权力和诉求分化、甚至逼迫西方在藏独和反恐之间作出选择的最佳时机（当然，可能同时暴露现有的一些民族矛盾），然而，这样的机会就在我们的这种“习惯性思维”中丧失了。也许此次政府在应对314骚乱时已经非常克制、忍让甚至迟缓，但西方媒体仍然在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最终形成了一边倒地妖魔化中国的舆论导向。这种在“习惯性思维” 指导下的决策，损害了公共利益，妨碍了国际社会了解事实真相，与后来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波折直接相关，但正因为这样的决策符合“惯例”，所以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证据的缺失、真相的虚位，成为我们在314拉萨事件中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致命伤。我注意到，《财经》主编胡舒立在4月28日发表的《奥运火炬、家乐福和汉藏团结》一文中，含蓄地写道：“中国政府反复
明，‘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此一事件经过了有组织的精心策划。这些证据可继续公之于众，而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入的调查，将有利于阐明真相，鉴往知来。”此时距温总讲话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尽管此间也有很多人认为禁止外国媒体采访有利于政府控制局面，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停留在信息封闭年代的陈旧思维，这种以为政府可以控制舆论的僵化思维，最终损害的正是政府公信力和国家形象，而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不胜枚举。
达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这不是什么秘密，跟达赖打了几十年交道、自2002年以来代表中央政府与他的代表谈判了6次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不是策略地、理性地、有针对性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作出合理的解释，而是用“充满谎言”、“铁证如山”、“一小撮”、“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这样的字眼去攻击一个在西方公众眼中“公信力”明显高于我们的人，结果当然是“徒劳”的（引号中皆为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用语，并非摘自文革用语）。如果1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只能用“达赖：人面兽心的豺狼”（3月21日《西藏日报》评论标题，注意，是2008年，不是1968年）这样的说辞来泄愤，最终能取信于谁呢？
说到上述引号中外交部发言人的语汇，实在让人不吐不快。一个图谋和平崛起的大国，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以文字为文化精髓的国家，其外交语言竟如此贫乏，而背后透露出来的战斗逻辑和冷冷杀机，让人不免绝望。说到这里，且容我讲另外一则旧闻。
2005 年某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用了这样的话：“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图片总监贺延光看到以后立刻提出批评，认为 “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这一批评得到中青报大多数人的认同，评论部主任李方甚至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详见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的信》，2005年8月15日）
我在想，如果“姜瑜”（非指其本人）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她的答记者问就是发表在该报的评论，贺延光毫无疑问会批评吧，我感兴趣的是，李方会怎么说呢？
可惜李方已经不在中青报了。
这一次的爱国，非同寻常。
19年前的春夏之交，也是人人争谈国事，政界学界的精英、大学生、社会各界、海内外华人，在 “反腐败、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面前空前团结，游行、请愿、募捐、静坐、下跪、对话、罢课、绝食乃至牺牲，为表达民意，穷尽一切可能；而这次，“海内外华人在圣火面前空前团结”（法国《欧洲时报》4月12日评论），游行、集会、驳斥、起诉、网上发动签名、攻击、封杀、红海洋和飞腿反藏独、反辱华、反 CNN、反家乐福、反王千源，其齐心协力，积极踊跃，不逊当年。
唯一的不同在于，那次的矛头一致对内，这次则是一致对外。
有意思的是，过去有两种非常有力的声音在这次的爱国行动中受到了明显的抑制。一种是过去常常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针砭时弊、批评政府的声音，另一种是，与前者相关联的，以一些民主国家媒体为标杆的、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诉求的、要求“新闻自由”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在过去的19年里虽然势单力薄、收效甚微，但因其理性、客观、与国际接轨，且“屡败屡战”，因而始终占领爱国阵营的“道德高地”。但在这一次大规模的爱国行动中，这两种声音几近失语。偶尔发声的，也难逃“泼粪”厄运。
原来，时过境迁。
别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爱国”的名义行事，但声势已呈天壤之别。那边厢还在苦口婆心地咬文嚼字、希望以理服人，这边厢已经是喊声震天不由分说——爱国就在MSN上挂出滴血红心，不爱国，就骂你是“Lier （骗子）”，不需解释、不容争辩，扼要痛快；那边厢还苦苦挣扎于“爱之深、责之切”的矛盾之中，这边厢已经抵制家乐福、起诉CNN、威胁杀“汉奸”全家，比CCTV还要CCTV；那边厢还沉浸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为民代言的悲壮感里，这边厢早已通过短信、帖子“网聚人的力量”，用人海战术、红海洋战术，求东风压倒西风，以暴易暴，以牙还牙。
如果只是用“愤青”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次爱国行动的主体，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此次爱国行动主体的更完备的资料，很难对这一人群作出更准确的描述。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下的民意，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的声音会走强，甚至在未来的民意表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相应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为国际社会重视，那种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尤其是检讨中国自身问题的空间不是越来越大，反而有可能越来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的声音和空间在未来受到进一步地抑制，其原因可能不完全在于当权者的打压，而是更多地来自于民众情绪的转向。更进一步说，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泰然面对外部世界的健康心态，相反，在某些狭隘的民族情绪引导下，很多人还可能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对外界的批评变得异常敏感，并作出过度反应。在这种情绪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过去那些以理性、客观、独立见长的“知识精英”变得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批评政府，必然招来为洋人张目的指控；批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招致“不爱国”的骂名。于是，“批评者”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加入“新爱国阵营”，否则只能被“民意”抛弃，郁郁而终。
今天，持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的人应该扪心自问，有没有做好长期当“少数派”的心理准备。希望代言民意的精英为大众所抛弃，当然是悲剧。但更大的悲剧在于，在爱国这个问题上，你没有不爱国的权利。
当然，同样是我们所无法选择的，中国与这个世界已经不可能再分开了。过去三十年中国走过的道路无法决定我们的未来，但却分明告诉我们已经无法回头。因此，爱国的最终指向，不应该是与外部世界的割裂，而是要形成坦然面对外部世界的健康心态，学会与外部世界如何相处，而不是敌对，这需要政府、媒体和民众的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劫持。
这一次，政府一再表明，近期一系列爱国行动，国内的，国外的，网上的，网下的，都是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比如我看到有媒体在报道加州学生的爱国行动时说： “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何敏学（Minxue He，译音）说，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只为他们提供五个充气的奥运吉祥物，此外没有别的支持”（《洛杉矶时报》4月26日报道）。
我当然愿意相信政府不会在背后煽动、做那种玩火的傻事，我也愿意相信爱国行动的参与者都有独立行为能力，不必看别人眼色行事。而我也更想看到政府警告过激的、不理智的群体行动有可能加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进而对中国融入世界造成更多的障碍。但是，政府和媒体一致谴责西方舆
、一再通过外交途径要求 CNN道歉以及在“抵制家乐福”这样损人害己的事情上明确要求法国政府反思，这一系列逻辑清晰的举动给民众传递的信号应该也不是模糊的。
在面对外界对中国政府“煽动”的指责时，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对不起，吴灃老师，只能再次援引记者招待会的说法了）说：“所谓中国驻外使馆是否鼓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我觉得这种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我想你们也太低估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最近我们也看到在网上有不少中国民众表达了他们对一些西方媒体煽动性的、不客观、不公正报道的愤怒和不满。这不是政府可以煽动的，也用不着政府去煽动，是他们自发的，是这些媒体激起了网民的义愤，我想他们追求的是正义和法制。”（外交部网站，4月8日答记者问，未删减）
稍微理性一点的人都应该承认，网民的“愤怒和不满”，很多都与“正义和法制”不沾边。而外交部发言人选择用“追求正义和法制”这样的字眼来定位义愤填膺的网民，客观上会对网上、网下的爱国行动产生什么影响，我不敢妄自推断。希望有参与爱国行动的网友与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心感受。
其实，正如很多网友都提到的，这次比较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不是不可以理解。一方面，中国已非旧日之中国，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尤其是北京奥运前夕，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另一方面，外国媒体在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报道中的歪曲报道，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敏感神经，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因此，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更何况从政府到国内媒体的反应，与民众的内心感受基本一致，行动诉求也基本一致，于是，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找到了依托和庇护――政府需要这种情绪来反击外国舆论的指控，而爱国分子需要某种承诺来保证行为的合法性――而不需要担心像其他有些“爱国”分子那样遭到相反的待遇。
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众的情绪容易鼓动，也非常容易转向。我们如果希望这个国家少一些狂热、多一些理性，多一些真正的稳定、和谐和发展，我们就应该务实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建立起正常的沟通渠道，传达民意，宣泄情感，为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解压，而不是加压。
从三月以来发生的一切来看，不仅是整个世界没有做好迎接一个日益强大、日益给世界带来变化的中国的准备，中国也同样没有做好以一个和平崛起、尊重国际社会、负责任、敢承担的国家形象面对世界的准备。我们应该爱这个国家，如果我们没有不爱国的选择的话。事实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就，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奇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资格狂妄自大。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面对外部世界好奇、赞赏、批评、嫉妒、冷漠的眼光。我们不仅要勇于承认我们有问题，我们甚至应该热情地邀请别人一起来解决问题――只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有勇气接受这样的挑战。有问题不是错，有问题不承认才是错。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或许可以更加坦然一点，宽容一点，自信一点，甚至可以幽默，可以自嘲，而不是锱铢必较、剑拔弩张。
爱国，不是情感的宣泄、而是情感的控制；爱国，很难、而不是很简单。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恐怕不能说我们已经做好了爱国的准备。
在314拉萨骚乱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以CNN辱华为代表的部分外国媒体歪曲报道拉萨骚乱、误读中国引起的反应最激烈、最持久，也最能反映出当今中国与外部世界存在的隔阂。
前文曾经提到过，由于CNN和BBC都在此次歪曲报道拉萨事件的外国媒体之列，过去常常以民主国家的媒体为标杆、倡导新闻专业主义和言论自由的人，近来普遍失语。与此相反，国内各大主要媒体一拥而上，以揭批部分外国媒体不实报道为契机，对他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的虚伪性进行了有力地驳斥，教他们“做人不能太CNN”。
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曾经被奉为公信力最强的媒体，居然竭尽恶意歪曲之能事；一向被别人当作传声筒的媒体，却义正辞严地教训起CNN和BBC来了。《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刘水明在《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拉萨事件是无知还是偏见》一文中写道：
“翻开西方国家的新闻学著作，几乎每一本都要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大书特书。一些对国际新闻拥有垄断权的西方强势媒体，更是喜欢标榜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公正的’，体现了‘真正的新闻自由’。然而，西方某些媒体关于拉薩‘3·14’事件的报道，却完全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这不由让人感到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有句话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看来，他们恐怕并非无知，而是偏见使他们有意无视真相，混淆视听。”
我无意为西方媒体辩护，我也同意部分西方媒体的确是说一套、做一套，尤其是在对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报道方面有双重标准，且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表现出的“无知和偏见”更甚。但是，我坚持认为“真正的言论自由”仍然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我们的新闻报道仍然要提倡专业主义的标准，追求真实、客观、公正、平衡。
要追求客观、公正，要消除“无知和偏见”，谈何容易。西方媒体没有做到，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呢？
在这里唯一想澄清的，我们在批评“部分西方媒体失实报道”的时候，往往把“西方媒体”当作一个群体来对待，这容易造成“西方媒体”是“一伙”的错觉。实际上，“西方媒体”千差万别，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归为一类。
比如，仅以美国为例，无论是三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五大台（CBS，NBC，ABC，CNN，FOX），还是其他媒体，从来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倾向性，而且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个媒体都竭力保持自己的“个性”，突显与其他媒体的“不同”（CNN 之所以一直让卡佛蒂在节目里对布什和美国政府进行言辞尖刻地讽刺挖苦，实际上也是为在与FOX竞争中挽回颓势而采取的竞争策略之一，尽管收效不大）。
而且，即使是同一家媒体，其发出的声音也是多元的。比如，同样是CNN，今年4月7日，希拉里和奥巴马呼吁布什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晚，从CNN的《焦点访谈》到CNN的《央视论坛》，都在谈论这一话题。两个节目的主持人及演播室现场嘉宾、连线嘉宾的一致意见都是，希拉里和奥巴马此举是为下一轮竞选造势，大家不必当真；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是这么想的话，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好入主白宫的准备；布什再傻也不可能听他们俩的，如果布什不参加开幕式的话，无非是为等在中国门外的长长的候补名单上的某一位国家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席位而已。嘉宾还说，奥运对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人想在这个问题上伤害中国人的情感，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听听看，这也是CNN发出的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张国庆在《美国媒体：中美关系的“镜子”》一文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现象：“ 在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
种多元化体现在无论是选题、报道风格，还是报道倾向，各大媒体之间都有所差别，而即便在同一媒体内部，各部门之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报道领域，也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一版在说中国好，四版在说中国威胁——这在国人看来会觉得很奇怪，但在美国媒体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其实，不仅是对华报道如此，整个美国的媒体生态都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你可以听黑人的电台一年 365天批评美国的种族歧视现状、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马丁路德金和其他人权斗士的演讲片段，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穆斯林宣讲教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你可以打电话到电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争论你感兴趣的枪支管理的问题。实际上，你有任何不满的情绪，除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投诉以外，你都可以找到可供发泄或发出你的声音的媒体。
至于你的声音有没有人听，有多少人听到，又能产生多少影响，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私营、民营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你的声音要和众多的声音在一起竞争，因此，要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就成了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除了你的意见本身有价值外，媒体在公众意见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功能此时就突显出来了。当然，起决定性作用还有“市场”的因素，即你说的话是不是受众爱听的，想听的。你说的再正确，受众不爱听、听不懂，你就没有“市场”。
所以，第一，CNN卡佛蒂的话代表不了美国政府，也代表不了全部的美国人民（卡佛蒂的话的确代表了一批美国人的想法，他们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发展影响到自己生活的现实），能不能完全代表CNN也要存疑（西方媒体通常把新闻报道与言论分开，新闻报道力求客观平衡，媒体立场主要通过社论反映，不过，有些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第二，既然“市场”在左右媒体，那么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其受众的价值观，有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对另一个群体来说，就是“偏见”。但尽管如此，媒体的多元、意见的多元仍然是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最坚实的基石，正如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一样，多样化的媒体生态、多元化的意见观点虽然不可能揭示全部真相，却是最可能接近真相的一条路径。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看对CNN辱华的几种反应。
第一种是海内外华人的示威抗议，包括到亚特兰大CNN总部静坐，要求CNN道歉，这是最容易理解，也是最自然的一种反应，也符合自由表达言论的精神；但这也是最无效的一种做法，因为这些人不是CNN的收视主体，对CNN的“市场”几乎不构成直接影响，所以CNN根本不会在乎这些人的感受。
第二种是中国公民、在美华人起诉CNN，这是最符合法制精神的一种做法，最与国际接轨，也最值得赞赏；可是，CNN评论员发表辱华言论不是“反倾销”案，只要对美国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美国起诉媒体想获胜的可能性极小。不仅是媒体在美国有护身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人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美国历史上历次与媒体有关的诉讼案的判例几乎无一不在重申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言论自由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之为民主国家的生命线，没有了言论自由，没有了舆论监督，没有了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民主就是水中月镜中花。美国的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制，因此，卡佛蒂以及很多人天天骂总统、骂政府都不用担惊受怕，也不会有人起诉他；而中国公民、海外华人起诉CNN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种是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三次要求CNN道歉。如果说中国人起诉CNN，美国人已经觉得不太好理解的话，那么，中国政府要求CNN道歉，很多美国人就非常反感了。道理很简单，美国开国元勋在起草美国宪法的时候，几乎全部的出发点都是考虑如何防止和制约政府滥用权力，美国的政治框架也完全是围绕这一点设计展开的。而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最忌讳的就是政府干涉新闻自由、压制言论。你想想看，他们看到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CNN道歉会产生什么联想呢？ CNN又如何能作出中国政府想要的道歉呢？
韩寒说：“这是一个无权看CNN的国家，这却是一个有权抵制CNN的国家”。这是我看到的对CNN辱华风波最精准的评价。
因此，做好自己的事情的确很重要，不要轻易地用“无知和偏见”去评价别人，真诚地沟通，适度地调整，把不同的意见当作镜子，才能看清自己和他人。那种试图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统一一切的想法，才是最大的偏见。我们要的是宽容、理解、尊重而不是狭隘和对抗。如果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每一个人，想要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同一个梦想，就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虽然处于同一个世界，但我们都有不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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